日前,全球各大车企陆续公布了2024年财报,业内盘点的利润和销量榜单却耐人寻味。在销量榜中,丰田、大众、现代起亚位居前三;比亚迪以427万辆,位居第五;吉利则以334万辆闯入前十。
而在利润榜中,前10位却没有中国车企的身影,其中丰田、大众位居前两位,净利润分别为2586亿元和1029亿元;比亚迪以402亿元位居第13位;上汽集团净利润仅16.7亿元。粗略计算出,大众单车利润约1.97万元,比亚迪不足其一半,上汽仅416.15元。
打“价格战”抢份额,中国车企付出的代价往往更大。10多年前中国品牌靠低价高配换市场,但如今自主品牌市场份额超60%,电动化技术进步实现自主对合资的“攻守易位”,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中国品牌,面对价格竞争付出的代价反而更沉重,这背后是市场、技术、成本、战略的深层博弈。
市场竞争层面,在过去5年中车企为应对“内卷”牺牲至少2%的利润。数据显示,2020~2024年,我国汽车产销虽然逐年创新高,但行业利润率从6.2%逐年降至4.3%,远低于工业企业利润率平均水平。而随着中国品牌影响力的提升,消费者对产品的期待值也随之提高。这意味着,中国品牌不仅要维持价格竞争力,还要在品质、服务、品牌形象等多方面持续升级,以满足日益挑剔的市场需求。
事实上,全球汽车产业链的深度融合,让中国品牌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,也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。外资品牌在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后,加大在华投资,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,试图夺回市场份额。这种来自全球的竞争压力,迫使中国品牌在“价格战”中不仅要与国内同行较量,还要与实力雄厚的国际巨头周旋。此外,国际政治经济环境、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外部因素,皆会对中国品牌的盈利产生影响。
除环境因素外,中国车企在技术路线与成本结构优化上也遭遇双重困境。比亚迪垂直整合模式虽在电池等领域有技术壁垒,但投入巨大,2025年一季度研发投入142.23亿元、占比8.35%,日均投入1.58亿元。高投入虽推动创新,却压缩利润,若新能源汽车补贴取消或降本路径失效,利润将进一步承压。
在结构层面,吉利的情况更具代表性。2024年,吉利控股集团销量同比增长22%,达到334万辆,进入全球前十榜单,但利润未进入全球前十。根源在于其“多品牌+多技术路线”战略带来的成本压力,多品牌并行导致研发、生产、营销资源分散。如吉利银河品牌2024年虽实现49.4万辆年销量,但单车利润难以与丰田THS混动系统的规模化成本优势抗衡。吉利控股集团刚刚宣布“回归一个吉利”,其目的也是全面梳理各业务板块、优化整合,从而在逆势中“拧成一股绳”。
中国车企的规模化扩张,本质是“以空间换时间”。比亚迪2025年设定550万辆的目标,其中海外市场为80万辆,较2024年增长超91%。这种激进扩张背后,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初期必须跨过的“规模陷阱”。现如今,特斯拉单车利润达2.86万元,而比亚迪仅为0.94万元,差距不仅源于技术溢价能力,更在于成本控制体系。事实上,丰田第五代THS混动系统装车已超2000万辆,成本压至行业最低,但中国车企的电池成本仍占整车成本的30%~40%。
中国车企想要盈利,需在3个维度实现战略重构。首先,技术路线选择需从“全栈自研”转向“精准卡位”。丰田通过混动技术建立护城河,而中国车企应聚焦固态电池、800V高压平台等差异化技术。例如,比亚迪的“兆瓦闪充”技术若能实现商业化落地,可显著提升充电效率,转化为产品溢价。
其次,成本控制需从“垂直整合”转向“生态协同”。丰田8.98万亿日元现金储备中,相当一部分用于电池、氢能、软件领域的战略投资。中国车企可借鉴其“技术联盟”模式,如吉利与宁德时代共建电池工厂;比亚迪与华为合作开发智能驾驶系统,通过生态协同降低边际成本。
最后,全球化战略需从“产品输出”转向“价值输出”。例如,宁德时代与宝马合作开发下一代电池技术,这种合作模式既能保障企业自身的商业利益,又能推动产品和技术的全球推广;吉利汽车在沙特、阿联酋等市场推出16款高端车型,但需进一步构建本地化研发、生产、服务体系,才能真正实现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全球品牌”的跨越。
中国车企的盈利拐点,或将出现在2030年前后。根据行业发展规律,新能源汽车产业需经历“政策驱动—规模驱动—技术驱动—利润驱动”4个阶段。当前,中国车企正处于规模驱动向技术驱动过渡的关键期。比亚迪计划2025年实现550万辆销量,若其海外销量占比提升至20%,叠加电池成本下降15%~20%,单车利润有望突破1.2万元。吉利控股乘用车业务若能完成271万辆年销量目标,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55%,其盈利结构将显著优化。
但更根本的变革来自商业模式的创新。丰田通过混动技术专利授权、氢能产业链布局获取“隐性利润”,而中国车企尚未建立类似生态。未来,中国车企需探索“硬件+软件+服务”的盈利模式,如“车电分离”电池租赁、各大品牌推出的补能体系等,均可能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。
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,本质是“规模经济”与“范围经济”的博弈。中国车企的盈利突围,既需保持规模扩张的锐气,更需培育技术深耕的定力。当丰田用混动技术攫取利润时,中国车企正以电动化、智能化重构产业底层逻辑。这场马拉松式的较量,最终胜负不在于销量排名,而在于谁能率先完成从“成本竞争”到“价值竞争”的战略跃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