醉驾送早产妻子就医免刑，既是对生命至上理念的坚守，也符合法治精神。而“喝酒不开车”的共识，始终是守护道路安全的根本前提。

　　建筑工人赵赫阳的妻子因意外滑倒早产，因工友全部返乡，救护车要1小时后才能抵达，情急之下赵赫阳醉驾送医。警方了解情况后协调救护车接力救援，母子平安。事后赵赫阳因醉驾被起诉，法院最终认定其行为属“紧急避险”，免于刑罚。“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”，在严厉打击醉驾早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形下，这一判决引发热议。

　　从法理上看，一种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，主要看两个方面：一看是否存在主观恶性；二看是否出现危害社会的客观后果。与之相对应，《刑法》在明确社会危害性、应受刑法处罚性等犯罪要件的同时，还规定了“但书”，就是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”。

　　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，“醉驾入刑”从未等同于“醉驾一律入刑”。从2017年最高法试点“醉驾情节显著轻微免刑”，到2023年最高法、最高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》，强调对“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车”且无其他从重情节的，可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。可以说，司法实践始终在“严厉打击醉驾”与“精准区分情境”之间寻找平衡。

　　具体到赵赫阳的行为，“妻子早产面临生命风险”是现实且紧迫的危险，“救护车不能及时赶到、工友返乡、难寻其他代步方式”意味着醉驾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手段，而“最终母子平安且未造成其他交通事故”则证明其损害行为未超出“必要限度”——三重条件叠加，恰好符合“紧急避险”的构成要件，也完全契合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”的认定标准。

　　值得肯定的是，法院的判决没有机械套用“醉驾入刑”的一般规则，而是在生命权与交通秩序的价值权衡中，优先守护了最根本的生命权益。但是，必须厘清一个关键认知：免受刑罚不等于免于处罚，二者有着本质区别。刑罚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，针对的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；而行政处罚则是对一般违法行为的规制。

　　法合人情则兴，法逆人情则竭。法律并非冰冷的条文，同时，法律的温度从不以突破边界为代价。赵赫阳案的判决是极端情境下的特例，也是宽严相济刑法精神的具象化，而非对醉驾行为的松绑，紧急避险绝不是突破法律底线的挡箭牌。

　　醉驾送早产妻子就医免刑，既是对生命至上理念的坚守，也符合法治精神。而“喝酒不开车”的共识，也始终是守护道路安全的根本前提。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